结构设计到项目管理：工程师是怎么练成的.

1.

后来我接触过很多的工程师，发现他们虽然在R&D部门工作了1~2年，但并没有掌握他们那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专业应该学些什么。一方面我为自己感到庆幸，一方面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刚刚工作的1~2年对新大学生太重要了，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指导，会走多少弯路，甚至于就此碌碌无为。
我在结构设计室主任的位上一坐10年，虽然2年后我就就兼职副所长，八年后又做了所长.
8400产品在生产车间量产时，在一张检验桌旁，检验科长问我，产品成功了，拿多少奖金就满意了，我说奖金不在乎，我希望能生产5万台，成为畅销产品。那是真话，那个年代的工程师，更看重的是名声。事实上由于是定位在高端的产品，销路并不好。所以厂里在分析了市场后，决定大幅度削减附加功能，仅保留主要功能，从结构上仅换面板，其余沿用原来的零部件。这大大快了设计进度。产品投产后命名为熊猫2200双卡收录机。就是这个产品上市后，因供不应求，包括熊猫集团本部的工厂一共4家厂生产，整整畅销3年，共产销120万台。为工厂创下巨额利润。也创下全国音响行业单机种销量的奇迹
总结起来这个产品市场成功要素一是价格低，二是品牌好，三是质量稳定；技术成功要素是通用化，标准化，操作简单，外观美观。
在后面多年的产品设计中，几乎工厂所有的主要畅销产品都是我做的结构设计，或者是我带徒弟做的，实际上那时已有竞争，往往是几个设计小组同时做设计，然后由销售人员和厂长确定。产品的成功，也让我的技术日趋提高，也为我瀛得了很高的厂内外声誉，在我远没有被评为工程师的时候，从厂长开始就上上下下都叫我“马工”。
那时候的厂长是一个比较通达的人，一般我们完成一个产品设计就会让我们休整一下。由于多发奖金还是一个困难的事，所以一般都会安排骨干到各地去做市场调研，调研也是真的包括与经销商沟通和自己站柜台做一天营业员。然后会游览一下当地风景。除此之外我自己会利用这段时间和下班时间研究一些技术。
80年代家电产品大量的使用塑料零件，这就带来了材料选择，零件设计和零件连接的很多问题。我开始研究其中的塑料零件连接技术，国内出版物已远不能回答我思考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我开始读《Plastic Design Forum》, 《Plastic Engineer》,《Toshiba Review 》, IEEE的大分子化学卷(记得是第34卷) 等杂志 以及《Electronic Packaging Handbook》等年鉴类书。陆续跟踪和了解这些技术6~7年时间，仅其中的小小自攻螺钉连接技术就花了2年时间。
当时自攻螺钉刚刚开始在国内用,我们的产品仅在一些不重要的连接采用自攻螺钉，原因是它容易滑牙。而打开日本的产品已 100%采用自攻螺钉。用自攻螺钉能大幅度降低装配成本，我觉得这就有研究价值。我跑了南京图书馆，江苏科技情报所，江苏电子科技情报所，南大图书馆，南京化工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北京图书馆，电子部第四研究所，沈阳790厂（电子部紧固件研究所）我收集了所有的国内外的相关书籍，杂志，中日美英德ISO标准，约200万字。
1985－1990年在读这些英文资料时，我陆续将其翻译发表在省和国家级技术刊物上计4万字以上。这给我带来了2个好处，一个是我成了中国电子学会的会员，一个是在90年我被评为工程师时免考英文。1992年，经过多年的翻译，研究和实际设计经验积累，我发表了自己10万字的论文集《塑料零件连接技术》（中国音响工业协会出版），这时我在金属零件，塑料零件的设计，连接技术，包括对这些材料的知识，以及冷冲压工艺，注塑工艺有了很多独到的经验，那时候我在工厂对技术问题已不敢随便说话，因为你一说，别人就会认为是对的，就会照着做。在行业已小有名气。
写技术论文不仅使自己进一步理清思路，也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因为你写得时候才会发现，有些问题原来自己并不很清楚，给别人讲课也是如此。写和讲都是与己与人有益的事。我后来对工程师的要求都是要会做，会写和会讲。
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工作，有1~2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就能出图，但在选材，工艺性，易装拆性，可靠性，电磁兼容性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真的需要多年积累。
我后来Interview新员工时经常问什么是电子产品的设计？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设计？但得到的多是大学教材里的隔靴搔痒答案。我的体会是：“结构” 对零件而言，就是形状和材料；更多的情况“结构”是对2个或以上有装配关系的零件而言，就是2个或以上的零件它们的结合处的配合形状；对整机“结构” 而言就是指零部件的布局。因此结构设计就是用最简的形状，合适的材料，精巧的连接，合理的布局实现功和性能的要求。
10年努力，我实现了做工程师的理想，1990年我拿到了省里发的工程师证书。在国企的日子，受到的教育使自己一直感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是为自己在奋斗。虽然那只是一个空头支票。
 4. 男怕入错行
94 年前后，音响行业一方面由于香港大量的CKD在南方地区组装，而香港的模具制造水平比内地高一个数量级，产品的外观漂亮；一方面由于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依靠 “星期日工程师”也大量的生产音响。这些产品仅注重基本功能，摒弃了国企按国标追求的高性能指标。（这些指标对一般用户确也没有用）这两类公司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产品有价格优势。因此音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企产品的技术优势渐失。而国企固有的顽疾确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发作起来，日子开始难过。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于恶性竞争，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而那两类公司多数不在行业统计数据之内，维持在微利状况。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多年，应该说心中是有数的。“男怕入错行”在一个走向没落的行业里，可能你再投入多少力气，回报也是微薄的。
我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我把我的一台486工作用机拆了一遍又一遍, DOS系统也装了无数次，DOS命令也用熟悉了，这时市工会职校的计算机中专班聘兼职老师，我就凭着一张DOS激活盘，一张DM盘，一张 KV100杀毒盘和我从计算机报刊上得到的知识，开始教计算机维修课，实际上当时的计算机全是进口兼容机，品质相当好，故障也确实基本上是软件操作不当造成，我记得稍为难一点的是在计算机升级的时候要会编辑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两个文件和主板上的倍频跳线。事实上我的课还很快吸引了很多南工和南大的本科生来听，我当时每周4节课，每上两节课，要备8小时的课，我订了当时所有的计算机报刊，当学生问的问题当时答不出，我一定会弄清楚，下次课说明，其实带着问题的学习是效率最高的，我也经常在珠江路计算机一条街上看别人怎样装计算机。我的性格中有敢闯的一面，也有喜欢探求新知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自然习性。
94年我有了一个到“西电”去进修计算机技术的机会。一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同创登的招聘广告，就以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应聘同创集团新品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工程师，面试当场即被录取，并让我即去上班，面试我的是新品研发中心总监徐一宁，这是一位做人很正的领导，只是由于有时表达过于直白，而没有更好的位置，我对他仍然心存感激，是他让我赶上了这一波计算机热的大潮，开始了10年的IT之旅
92 年有个同事要到深圳去闯天下，我们做的音响这一行，在深圳薪水高很多。因为他是做电路设计的，我是做结构的，所以希望我和他一起去，这样就可以搭档做产品。我对他说，你还没做好准备，技术上你还要积累，而且这个行业现在我也不看好。结果是他去了，我没去。一年后的年底，他神采飞扬的回来，请大家吃饭。说他月薪6千块。而我们那时月薪才1千块，结果是有一批人跟出去做音响。而我是准备转行了，再过2年后我也到了深圳，只是做了IT业。后来那些同事碰面，都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薪水几年没加。而我的薪水确实是年年在加
这一次的人生转折，是一次正确的选择。我的大部分同事还在国企里面耗着，有时看到他们面带菜色，就知道他们的处境。成功的转折来自于对社会，行业，自身的了解和极积的准备，来自于忧患意识，这样才能抓住时机。

半年后集团新品研发中心搬迁至深圳，总裁兼总监，我任常务副总监，我们原来的总监任集团总工程师。开始了我们一群人5年的激情岁月

我当时对人的要求是要主动，细心，开放，诚实。对所有进入中心工作的成员，都宣讲清楚，每一条都有正反方面的事例说明。如果违背，就是否决项，不能在中心工作。所以大家都非常open，技术上毫无保留。用我们总裁的话说就是：“大家都是短板子，但很多短板子也能围成大木盆，能盛很多水”。

我平时管理风格还是很认真的，对重复出现的错误我会严肃指出，包括后来我选的副手。开始有的人是很不适应的，但后来看到是一视同仁，而且确实是为了把事做好，也慢慢能适应了。我是一个急性格和追求完美的人，因此也是一个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比较高的人。我有我的一些不合常理的逻辑：当两人同出错，我会批评跟我比较近的人；发产品奖金有争议时跟我比较近的人，我也会给他少些。那时大家很融洽，每周末我基本上都会轮流请部分员工吃饭，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平衡方法。我从不报销，虽然我有那个权力。不报销一是省得解释，二是自己很自信，从国企出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很有竞争力，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的性格本质上是属于急性格的一类人，但一般时候看不出来。因为我在南京时，公司午餐时间，我经常会讲一些故事，我讲的故事往往是我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不是说书本上的东西，这就引起了同事们的兴趣和讨论，常常是到了下午上班时间一群人还围在哪里，津津有味的说不完。比如我说过，不要看现在江南这么富，其实原来江北更发达，理由之一就是：不论吃什么，江南人一概用“吃”一个字，而江北人则会用很多不同的动词来说，象“喝”酒，“嗑”瓜子，“叨”菜，由此我推论中国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我还说过，为什么重庆出美女，是因为抗战时期中国精英大批去重庆的原故，其它象米脂，扬州，上海，哈尔滨特征都是历史上都有大批外来人口的迁徙。所以那时我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人。在深圳容易发脾气，客观的说，主要是求胜心切，压力大。我们总裁是郭台铭那一类型的人。　　　　　　

我以前单位的党委书记，见到所有员工都会微笑，后来做了厂长，压力大了，很快脸上没有了笑容，一年后又做了党委书记，笑容才又回到了他脸上。我的好几位同事，几年后，在做了部门经理后，都对我说过，现在可以理解你那时为什么那么急。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直到今天我的修养远远的不够，我仍然做不到“喜怒不露于色”。

公司是较早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每个员工进公司都会发企业文化手册，其中的“同心创业，共享未来”，“陀螺理论”给我影响很大，前者是有现实的利益，公司买了一大块地在为员工盖宿舍，是看得见的；后者是很形象，说得是：陀螺在旋转时才不会倒下，而且越快越稳定，越不会倒下，所以大家要拼命工作才能赢。企业文化是一个想永续经营的企业的基石。其实好的企业文化道理不难理解，难的是员工的真正认同和将其溶于工作中。我们那时的状况，一方面公司急于要看到成果，一方面在深圳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干一份活，拿一份钱。因此能够凝聚一批人材，在人员流动率比较高的深圳保持了人员稳定，并且快速出了成果和人才。今天回头看，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是公司有一定知名度，薪资福利对外有竞争力；第二是大家有事做，有技术学；第三部门风气正，奖罚分明。第一条是公司作用，后面的两条有我和大家的努力。     

         我们会半年更新一次这些绩效考核方法，对这些内容，开始工程师们不以为然，但慢慢地大家感到了一种方便，一种公平，发现也是一种了解自己水平提升自己的方法。
　　　　　　　
12.管理方法　　
　　管理有4个境界，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到达这个境界的团队已经高度成熟，会自我调节以适应外部的变化达成目标。
　　第2境界是用电子和网络的手段，制定一系列流程，规则，方法让员工在既定的轨道里运行，使得团队不会出大问题。第3境界是仅有粗糙的，不俱备可执行细节的规章制度，执行起来需要个人比较大的弹性发挥才能做事或经常需要请示上司才能做事。第4境界是仅有的一些规章制度也被束之高阁，老板发号施令，公司员工基本上看老板脸色行事。这种公司中阶层人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态，适时调整数据，弹性解释事实；基层员工大多心存“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弹性作业。 　　　　
　　我根据公司的状况，希望在研发中心能做到第2境界。我比较推崇的管理方法是职责明晰，流程清楚，方法规范，公平竞争。从管理风格上我喜欢直面事实，不绕弯说出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技术问题。但是这种管理风格我发现效果不好，其负面作用要很长时间直到别人真正了解你才能消除。